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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查询/善待读书、读书人与《读书》

书籍查询相关知识 - 善待读书、读书人与《读书》


  在中国,有一些古话,甚赞读书的好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说读书最好了,其好处是有用,读书能够挣钱,还可以娶到漂亮的太太。古装剧也有才子、佳人戏,"落难公子中状元,富家小姐后花园"的故事,说的也就是穷人读书升官娶有钱人家的漂亮小姐的事情。这似乎已经成了中国古老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重视读书、重视教育。当然,实践中,也免不了有讽刺读书人的话,比如"百无一用是书生"就是典型。读书为什么好呢?因为能够赚钱,读书为什么不好呢?因为没有用。对于落第书生来说,失魂落魄就是他们的写照,不仅没有黄金屋和颜如玉,更没有了非书生粗人利用力气谋生的手段,所以百无一用。

  读书是上品,也是下品,或者说不是上品,就是下品,这是中国古代专制政治和科举制度下产生的特定的政治文化。它不要求人们所读的书是有用的,只要求读书人付出代价,一旦成功,自然就有了功名利禄;而一旦失败,自然百无一用。在现代社会里,教育越来越重要,但是人们也越来越重视所读的书的内容,它不仅要求读书人读书,而且还要求读书人阅读特定的书。读书的功能,不再局限于社会等级的划分,而成为知识传播的工具。许多人读书成功了,获得了各种各样的官方认可的学位(功名),但并不因此而必然能够获得相应的利禄。许多人读书失败了,没有获得各种各样的官方认可的学位,但是他们通过自己学得的有用的知识,也许也能够获得相应的利禄。这就是现代社会,人们重视的是读什么样的书,学到了什么样的知识,而不仅仅重视到底读了多少书。

  读书在中国历来有很高的地位,但是建国以来,尤其是文革期间,读书却被一贬再贬,变成了三教九流中的臭老九,变成了极下品,以读书为业的知识分子,还纷纷争当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以摆脱臭老九身份,争取跻身于领导阶级行列。改革开放以来,风气忽然发生变化,读书重新恢复了原有的极上品地位,有机会上大学的人,成了天之骄子;有一些新知的人,也成了读书界的宠儿,成了"大腕"。笔者也有幸成为天之骄子之一员,还真著实得意了一番。在八十年代期间,还真随著读书的潮流,阅读了大量被人称之为思潮的著作。如存在主义的著作,精神分析的著作,就阅读了很多。当时像笔者这样的人真是太多了,因为八十年代,在中国大陆出现了一阵又一阵的读书潮。或许是书太少的原因吧,发现无论什么专业,不管是理科,还是文科,人们在一段时间内所阅读的著作都差不多。许多深奥的哲学著作,像流行小说一样畅销。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书、各种各样的杂志,也都出现在这些大潮的顶端,分享著人们的尊敬,甚至崇拜。在其中,《读书》杂志,则以思想开放、介绍新知而闻名。在《读书》中经常发表文章的人,也成了举国闻名、举足轻重的人物。杂志与作者相互争辉。杂志创造名家,名家成就杂志。

  进入90年代以来,随著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随著读书人因物众而不贵,失去了天之骄子的光辉,随著人们对实用知识的渴求逐渐替代对于思想的崇拜,思想大潮逐渐回落,处于大潮顶端的著作、杂志和思想家所分享的崇拜不再,尊敬见减,有人称之为人文精神的失落。随著各个专业杂志的发展,各个学科自身发展开始凸现,每一个学科开始有自己的文献、自己的方法特征、问题领域,甚至开始出现某个实地研究的地区。每一个学科内部,也开始越来越专业化,学生们写论文,也越来越向具体问题著手,其要求也越来越有规范:要有大量的文献回顾、要有具体的研究问题、研究资料、研究方法选择,以后可能还需要有自己的研究地区。90年代也出现了许多思潮,还出现了一些热潮,比如制度分析的潮流,近代思想史热,政府与市场之争,还有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但这些思潮有很大的学术味道。制度分析本身不是思潮,而是一种方法,它要求不仅要有理论功底,要求阅读大量的理论文献,需要学习博弈论这样枯燥乏味的方法,要求对实际问题进行案例分析,在很多情况下还要求学者就具体的问题和具体的研究地点进行分析。近代思潮所流行的主要也是与学术研究相关的,90年代中国学术的发展,不仅需要引进西方学术,而且还需要寻找近现代中国学术发展的资源。90年代初期的政府与市场之争,完全是学术意义上的争论。90年代末期自由主义思潮兴起,它与新左派之间的争论固然是两种思潮之间的争论,但了解这一争论的人实际上很少,即使信奉自由主义的许多学者,也未必了解这一争论,因为对于许多学者来说,自由主义不仅仅是思想领域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自由主义制度的研究、设计和实践,尤其是中国公共治道的变革问题。在这一进程中,《读书》作为一个杂志,也经受了90年代读书由思想向学术转变的影响,《读书》作为一个思想性但非学术性的杂志,在整个读书界由思想向学术转变的背景下,其所分享的思想崇拜或者学术尊敬,自然也会有所减少。在90年代末,自由主义撰稿人疏远《读书》,《读书》的编辑们热心新左派和后现代思想,文艺批评的文章比重越来越大,其所包含的术语等也越来越难以令人理解,离社会现实问题也越来越远,或许恰恰是这些因素,使得《读书》失去了一部分读者,订量有所减少。随著中国学术专业化的继续发展,读书人越来越重视知识,而把思想看作只是知识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再是知识之王。研究者也越来越重视实际问题的深入研究,并且其方法、价值、理论以及所关心的问题越来越专业化或者具体化,那么《读书》作为非专业杂志,其订量肯定会高于专业杂志,但逐渐失去一部分读者,则也是正常的。

  在80年代的中国,人们可能会非常轻易地说出什么书是好书,什么人是学术界或者思想界的名人。在90年代的中国,人们虽然还可以说出一些,但已经有一定的难度了。在21世纪里,人们可能只知道自己所读过的书的作者,而不再有大家都知道的学术明星,明星将只局限于某个方法、某个学科、或者某个问题领域里。而如果要问,现在有什么好书,有什么一等一的名人,人们反而会觉得这样提问是如何奇怪了。这就是今天的美国。根据笔者在美国生活的经验,如果说某个人在美国学术思想界是大腕,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美国的学术太发达了,思想也太多元化了,以致于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坐在教室里听学生的发言,也未必稀奇。在一个普通的Party里,忽然发现与你交谈的人是一个科学院的院士或者久仰而未曾谋面的大学者,但他看上去一点也不特别,这也是正常的。中国许多学者和学生都有这样的经历,在国内,某个学者,比如亨廷顿,几乎所有读书人都知道,但是一到了美国,几乎没有人知道有这么一个人,除非在比较政治学研究领域里。笔者最近参加一个研讨班,每一个参与者都有一次发言的机会,大家都在探讨自己的研究方法、研究领域,以及实地研究的地点。有些学者说,他的研究地点在中美洲,其他地方的事情不知道;有些学者说,他的研究地点在非洲,其他地区的事情也不知道。有人问我,我在中国研究地点是什么地方?这个问题实在难以回答,因为我虽然有不少实地研究的经验,但与他们相比,实在只是走马观花而已。这就是今天的美国,自然而会是未来的中国。在90年代末的中国,人们还可以编一本《政治中国》的书,还可以编一本《思想中国》、《学术中国》、《道德中国》,在将来,人们会认为这是一件滑稽的事情。因为中国实在太大,一本书,几篇论文,何以能够概括一个中国呢?

  这就是中国思想学术发展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而《读书》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发展起来,步入现在,并继续向前走的。在这一进程中,《读书》能够创造自己的特色,并保持自己的特色,是不容易的。它没有把自己变成什么阵地,也不是什么思想的专栏,它与学术无关,但也做一些介绍学术思想的事情,它的读者对象主要是关心新思想的读者。它在过去艰难的岁月里走出来,闯下自己的牌子;在将来,它也将面临残酷的竞争,继续闯出自己的路子,谋求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没有变化的,就是为读书人办杂志,即使由于读者群的分化而失去读者,但为读书人的宗旨是不会变化的。在这一进程中,人们对其进行赞扬,也进行善意的批评,这都是有利于读书的发展的。但是,如果对其进行攻击和中伤,或者用新词来说,进行"酷评",就未免有些苛刻了。《读书》过去是上品,现在却变成了下品,这样苛待《读书》的态度似乎没有摆脱传统文化中苛待读书两极分化态度的阴影。而历史已经表明,这种非此即彼的不宽容态度,是不利于学术和思想发展和繁荣的。   在过去,人们认为读书是只对自己有好处的事情。但是在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读书是具有积极外部效应的消费和生产行为。从知识发展的角度来说,任何开发和传播知识的努力,都是需要代价的,至于其产出,只要不强加于人(宽容),哪怕是完全错误的知识,也有利于人类知识的进步,从而有利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作为读书人来说,任何有关读书的行为,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公益性的物品,而其代价在相当程度上需要读书人自己来承担;作为《读书》杂志的人来说,他们肯定在进行不懈的努力,在新的时代,新的挑战面前,努力走自己的路子,而不会有意自毁墙角。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有更加宽容的态度,来宽容读书人,来宽容为读书人办杂志的《读书》人。即使批评和鞭策,出于善意,也要少一些损人不利己的酷评,作为友好的建议,而不是刻意毁其荣誉,似乎唯恐其不灭亡。因为《读书》并没有害人,少了《读书》,毕竟不是一件好事。

  因此,我的看法是,我们没有必要把读书捧得那么高,也没有必要把读书贬得那么彻底,对于读书人还是为读书人而办的《读书》,也应该如此。我们需要善待读书,善待读书人,也善待《读书》,不管读书、读书人或者《读书》在某些人看来,多么让人看不惯,不顺眼,但只要他们在努力提供公益物品,并且不害人,就需要善待,需要宽容,有时还甚至需要鼓励。只有这样,中国才会有更多的人读书,更多的读书人,也有更多的像《读书》那样的杂志,中国学术和思想的发展才有一个比较宽松、平和、积极发展的环境,才能面临日益激烈的经济因素的竞争,才能得到多样化的发展,才能真正实现知识的繁荣和发展。可以这样说,当中国有更多的像《读书》那样的杂志的时候,有更多的专业化有自己标准的刊物的时候,中国的学术和思想才真正繁荣了。而这一切,都需要人们善待读书、善待读书人,也善待《读书》。

  在中国,有一些古话,甚赞读书的好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说读书最好了,其好处是有用,读书能够挣钱,还可以娶到漂亮的太太。古装剧也有才子、佳人戏,“落难公子中状元,富家小姐后花园”的故事,说的也就是穷人读书升官娶有钱人家的漂亮小姐的事情。这似乎已经成了中国古老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重视读书、重视教育。当然,实践中,也免不了有讽刺读书人的话,比如“百无一用是书生”就是典型。读书为什么好呢?因为能够赚钱,读书为什么不好呢?因为没有用。对于落第书生来说,失魂落魄就是他们的写照,不仅没有黄金屋和颜如玉,更没有了非书生粗人利用力气谋生的手段,所以百无一用。

  读书是上品,也是下品,或者说不是上品,就是下品,这是中国古代专制政治和科举制度下产生的特定的政治文化。它不要求人们所读的书是有用的,只要求读书人付出代价,一旦成功,自然就有了功名利禄;而一旦失败,自然百无一用。在现代社会里,教育越来越重要,但是人们也越来越重视所读的书的内容,它不仅要求读书人读书,而且还要求读书人阅读特定的书。读书的功能,不再局限于社会等级的划分,而成为知识传播的工具。许多人读书成功了,获得了各种各样的官方认可的学位(功名),但并不因此而必然能够获得相应的利禄。许多人读书失败了,没有获得各种各样的官方认可的学位,但是他们通过自己学得的有用的知识,也许也能够获得相应的利禄。这就是现代社会,人们重视的是读什么样的书,学到了什么样的知识,而不仅仅重视到底读了多少书。

  读书在中国历来有很高的地位,但是建国以来,尤其是文革期间,读书却被一贬再贬,变成了三教九流中的臭老九,变成了极下品,以读书为业的知识分子,还纷纷争当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以摆脱臭老九身份,争取跻身于领导阶级行列。改革开放以来,风气忽然发生变化,读书重新恢复了原有的极上品地位,有机会上大学的人,成了天之骄子;有一些新知的人,也成了读书界的宠儿,成了“大腕”。笔者也有幸成为天之骄子之一员,还真着实得意了一番。在八十年代期间,还真随着读书的潮流,阅读了大量被人称之为思潮的著作。如存在主义的著作,精神分析的著作,就阅读了很多。当时像笔者这样的人真是太多了,因为八十年代,在中国大陆出现了一阵又一阵的读书潮。或许是书太少的原因吧,发现无论什么专业,不管是理科,还是文科,人们在一段时间内所阅读的著作都差不多。许多深奥的哲学著作,像流行小说一样畅销。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书、各种各样的杂志,也都出现在这些大潮的顶端,分享着人们的尊敬,甚至崇拜。在其中,《读书》杂志,则以思想开放、介绍新知而闻名。在《读书》中经常发表文章的人,也成了举国闻名、举足轻重的人物。杂志与作者相互争辉。杂志创造名家,名家成就杂志。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随着读书人因物众而不贵,失去了天之骄子的光辉,随着人们对实用知识的渴求逐渐替代对于思想的崇拜,思想大潮逐渐回落,处于大潮顶端的著作、杂志和思想家所分享的崇拜不再,尊敬见减,有人称之为人文精神的失落。随着各个专业杂志的发展,各个学科自身发展开始凸现,每一个学科开始有自己的文献、自己的方法特征、问题领域,甚至开始出现某个实地研究的地区。每一个学科内部,也开始越来越专业化,学生们写论文,也越来越向具体问题着手,其要求也越来越有规范:要有大量的文献回顾、要有具体的研究问题、研究资料、研究方法选择,以后可能还需要有自己的研究地区。90年代也出现了许多思潮,还出现了一些热潮,比如制度分析的潮流,近代思想史热,政府与市场之争,还有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但这些思潮有很大的学术味道。制度分析本身不是思潮,而是一种方法,它要求不仅要有理论功底,要求阅读大量的理论文献,需要学习博弈论这样枯燥乏味的方法,要求对实际问题进行案例分析,在很多情况下还要求学者就具体的问题和具体的研究地点进行分析。近代思潮所流行的主要也是与学术研究相关的,90年代中国学术的发展,不仅需要引进西方学术,而且还需要寻找近现代中国学术发展的资源。90年代初期的政府与市场之争,完全是学术意义上的争论。90年代末期自由主义思潮兴起,它与新左派之间的争论固然是两种思潮之间的争论,但了解这一争论的人实际上很少,即使信奉自由主义的许多学者,也未必了解这一争论,因为对于许多学者来说,自由主义不仅仅是思想领域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自由主义制度的研究、设计和实践,尤其是中国公共治道的变革问题。在这一进程中,《读书》作为一个杂志,也经受了90年代读书由思想向学术转变的影响,《读书》作为一个思想性但非学术性的杂志,在整个读书界由思想向学术转变的背景下,其所分享的思想崇拜或者学术尊敬,自然也会有所减少。在90年代末,自由主义撰稿人疏远《读书》,《读书》的编辑们热心新左派和后现代思想,文艺批评的文章比重越来越大,其所包含的术语等也越来越难以令人理解,离社会现实问题也越来越远,或许恰恰是这些因素,使得《读书》失去了一部分读者,订量有所减少。随着中国学术专业化的继续发展,读书人越来越重视知识,而把思想看作只是知识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再是知识之王。研究者也越来越重视实际问题的深入研究,并且其方法、价值、理论以及所关心的问题越来越专业化或者具体化,那么《读书》作为非专业杂志,其订量肯定会高于专业杂志,但逐渐失去一部分读者,则也是正常的。

  在80年代的中国,人们可能会非常轻易地说出什么书是好书,什么人是学术界或者思想界的名人。在90年代的中国,人们虽然还可以说出一些,但已经有一定的难度了。在21世纪里,人们可能只知道自己所读过的书的作者,而不再有大家都知道的学术明星,明星将只局限于某个方法、某个学科、或者某个问题领域里。而如果要问,现在有什么好书,有什么一等一的名人,人们反而会觉得这样提问是如何奇怪了。这就是今天的美国。根据笔者在美国生活的经验,如果说某个人在美国学术思想界是大腕,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美国的学术太发达了,思想也太多元化了,以致于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坐在教室里听学生的发言,也未必稀奇。在一个普通的Party里,忽然发现与你交谈的人是一个科学院的院士或者久仰而未曾谋面的大学者,但他看上去一点也不特别,这也是正常的。中国许多学者和学生都有这样的经历,在国内,某个学者,比如亨廷顿,几乎所有读书人都知道,但是一到了美国,几乎没有人知道有这么一个人,除非在比较政治学研究领域里。笔者最近参加一个研讨班,每一个参与者都有一次发言的机会,大家都在探讨自己的研究方法、研究领域,以及实地研究的地点。有些学者说,他的研究地点在中美洲,其他地方的事情不知道;有些学者说,他的研究地点在非洲,其他地区的事情也不知道。有人问我,我在中国研究地点是什么地方?这个问题实在难以回答,因为我虽然有不少实地研究的经验,但与他们相比,实在只是走马观花而已。这就是今天的美国,自然而会是未来的中国。在90年代末的中国,人们还可以编一本《政治中国》的书,还可以编一本《思想中国》、《学术中国》、《道德中国》,在将来,人们会认为这是一件滑稽的事情。因为中国实在太大,一本书,几篇论文,何以能够概括一个中国呢?

  这就是中国思想学术发展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而《读书》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发展起来,步入现在,并继续向前走的。在这一进程中,《读书》能够创造自己的特色,并保持自己的特色,是不容易的。它没有把自己变成什么阵地,也不是什么思想的专栏,它与学术无关,但也做一些介绍学术思想的事情,它的读者对象主要是关心新思想的读者。它在过去艰难的岁月里走出来,闯下自己的牌子;在将来,它也将面临残酷的竞争,继续闯出自己的路子,谋求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没有变化的,就是为读书人办杂志,即使由于读者群的分化而失去读者,但为读书人的宗旨是不会变化的。在这一进程中,人们对其进行赞扬,也进行善意的批评,这都是有利于读书的发展的。但是,如果对其进行攻击和中伤,或者用新词来说,进行“酷评”,就未免有些苛刻了。《读书》过去是上品,现在却变成了下品,这样苛待《读书》的态度似乎没有摆脱传统文化中苛待读书两极分化态度的阴影。而历史已经表明,这种非此即彼的不宽容态度,是不利于学术和思想发展和繁荣的。

  在过去,人们认为读书是只对自己有好处的事情。但是在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读书是具有积极外部效应的消费和生产行为。从知识发展的角度来说,任何开发和传播知识的努力,都是需要代价的,至于其产出,只要不强加于人(宽容),哪怕是完全错误的知识,也有利于人类知识的进步,从而有利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作为读书人来说,任何有关读书的行为,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公益性的物品,而其代价在相当程度上需要读书人自己来承担;作为《读书》杂志的人来说,他们肯定在进行不懈的努力,在新的时代,新的挑战面前,努力走自己的路子,而不会有意自毁墙角。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有更加宽容的态度,来宽容读书人,来宽容为读书人办杂志的《读书》人。即使批评和鞭策,出于善意,也要少一些损人不利己的酷评,作为友好的建议,而不是刻意毁其荣誉,似乎唯恐其不灭亡。因为《读书》并没有害人,少了《读书》,毕竟不是一件好事。

  因此,我的看法是,我们没有必要把读书捧得那么高,也没有必要把读书贬得那么彻底,对于读书人还是为读书人而办的《读书》,也应该如此。我们需要善待读书,善待读书人,也善待《读书》,不管读书、读书人或者《读书》在某些人看来,多么让人看不惯,不顺眼,但只要他们在努力提供公益物品,并且不害人,就需要善待,需要宽容,有时还甚至需要鼓励。只有这样,中国才会有更多的人读书,更多的读书人,也有更多的像《读书》那样的杂志,中国学术和思想的发展才有一个比较宽松、平和、积极发展的环境,才能面临日益激烈的经济因素的竞争,才能得到多样化的发展,才能真正实现知识的繁荣和发展。可以这样说,当中国有更多的像《读书》那样的杂志的时候,有更多的专业化有自己标准的刊物的时候,中国的学术和思想才真正繁荣了。而这一切,都需要人们善待读书、善待读书人,也善待《读书》。(2000年6月18日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市,感谢李梅阅读原稿,修改文字,使文章变得更为可读)


附相关资料:

友谊为何如此脆弱?


  谢泳


  "《读书》风波"出来以后,学界朋友都感到悲哀。大家共同的感觉是,对学界来说,这是一件没有多少意义的事。在一个正常的学术环境里,像这样的事,完全没有必要以这样的方式来解决,虽然这不是一个学术问题,但如果能以学术的风度来正视它,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这是一件亲痛仇快的事。

  我们现在要反省的,不是"风波"中的谁是谁非,而是学界在这么多年当中,在学术论争的气质、风度方面,为什么没有一点长进?朋友们多年建立起来的友谊为什么如此脆弱?为什么一篇文章,几句话,就可以把学界多年的友谊毁于一旦?   戴晴的文章出来,甘阳反映那么快,在我个人看来,实在没有必要。亦远的文章出来以后,甘阳更没有必要写出那么一篇檄文,让学术界一时大跌眼镜。戴晴批评《读书》,是她的权利,对错可以再论,当年北京的思想文化圈子里,戴晴和甘阳都是有名的人物,他们之间的友谊如何,我不知道,但总是熟人吧!虽然政见不同,但十年前总还是在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呐喊,转眼之间就要兵戎相见,真让人有相煎何急之感。

  沈公离开《读书》,已经多年,他和甘阳在八十年代时相过从,如今虽然天隔一方,但总还有些旧情吧?何苦那样写文章,让多年友情,一夜之间,付之东流呢。

  《读书》近年的变化,朋友们是看在眼里的,这也没有什么奇怪。杂志因主编的态度而发生变化,这是常见的事。沈公有他自己的风格,汪晖更有自己的想法。《读书》要变化,也是它的权利。现在因为几篇文章,大家就如此意气用事,太没有必要了。我看这次"《读书》风波"中,彼此猜忌过多,没有了信任,这是最不好的。特别是到了大家要在人格上互相攻击,就更让人觉得学界无风度了。甘阳说亦远的文章是沈公所写,不知根据何在?沈公出来解释,只说自己不是亦远,但亦远何人?看过文章的人至少可以感到沈公和他是个熟人,可沈公就是不说出名字,为什么不能坦诚相见,把话说在明处呢?亦远也是,论战文章,为什么不署真名实姓呢?这是起码的规则嘛,这不是让沈公跳进黄浦江也洗不清了吗?胡适当年说过,政见可以不同,但我们不能轻易怀疑人家的人格。可叹"《读书》风波"中,怀疑彼此的人格,成了家常便饭。看来重建学界的气质和风度,还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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